因此日本在本法剛通過沒有多久，便直接告知美國，日本不能接受該法，並在雙方東京會談後的聯合聲明中再度重申一次憂心。
中英文通行一向都是香港的特色。支持或排斥借用英文，各有理由。
又例如： Ich habe die Lektüre gedownloadet. （我已經下載了閱讀材料。近年，香港人常說，應該說自己習慣語言，排斥深圳河以北的用語，甚至直斥為「匪語」。應該說「改善」，不說「優化」等。反過來，有些德文詞彙也已經進入了英文，是語言交流的結果。情況與香港有點類似，如果本身語言已經有足夠詞彙，其實根本不需要借用其他外來用字，如果借用的結果是令溝通上更加混亂，意思更加不清楚。
在網上不時都會看到這類罵戰。德文完全有足夠的詞彙來表達，基本不用借用英文。讀者原本已經習慣特定媒體獨特且可辨識的編輯風格，因此有人認為演算法邏輯出現在新聞業中，似乎會讓此受到威脅。
將人類判斷力和電腦計算機制並列，不僅透露出一種認為演算法是機械性且較低等的想法，也表明了想維持記者專業環境的渴望。我們身為報紙有個很珍貴的價值——這是由抱持特定世界觀的人所創造出來的」（訪談五，二○一四年三月）。當我提出這些議題時，很多受訪者反而開始談論演算法的限制。我問拉森，《世道報》在未來是否會自動化首頁的設計和呈現，他說「我們想過這個可能性，但答案是否定的。
不過，不應該誇大數據和演算法的影響。弗蘭表示，在大部分情況下，「演算法非常笨」（訪談十九，二○一六年八月）
我問拉森，《世道報》在未來是否會自動化首頁的設計和呈現，他說「我們想過這個可能性，但答案是否定的。蓋爾．拉森（Geir Larsen）當時在挪威讀者數最多的《世道報》擔任分析主管，他認為數據量增加只是一個新聞機構遲早需要面對的事實。演算法應該要讓編輯工作流程更有效率，這卻也是演算法和自動化之間的權衡拉扯。對於大多數的新聞媒體人來說這不證自明，因此要解釋這項直覺是什麼可能很困難。
由於資訊守門人的職責逐漸受到工程師和電腦程式設計師掌控，新聞記者和新聞專業人士正面臨艱困的任務，要重新檢視專業行為準則，並定義新聞業的角色。讀者原本已經習慣特定媒體獨特且可辨識的編輯風格，因此有人認為演算法邏輯出現在新聞業中，似乎會讓此受到威脅。弗蘭舉例說，就像演算法不能根據常識做出決定。編輯和主管都談及他們的品牌名號，以及擁有讓讀者容易辨認的獨特編輯風格有何重要性。
這並不是非此即彼的問題，而是要讓科技做科技擅長的事，人做人擅長的事。莫勒同樣指出，過濾氣泡正是他們想要避免的後果，許多新聞機構面臨的問題就是如何解決這項難題。
受訪者表達擔憂的背後就是這些重要的論述。另外他也堅持編輯在決定讀者應該知道什麼的基本角色。
這項新聞功能的關鍵在於，提供大眾可靠的消息來源以維持大眾對報紙的信任。弗蘭表示，在大部分情況下，「演算法非常笨」（訪談十九，二○一六年八月）。另一方面，如同莫勒所言：「如果一切都以演算法為基礎，我們擔心你會錯過了其他一些我們想讓你知道的事」（訪談五，二○一四年三月）。不過，不應該誇大數據和演算法的影響。《日德蘭郵報》數位總監尼古拉森說「讓某些部分百分之百由演算法掌控，能夠發現這種做法的優勢真的很棒」，不過他也馬上指出過濾泡泡有可能會危及大眾理想中的新聞業。我問拉森《世道報》是使用何種演算法，他說：「演算法只是一種程式設計的邏輯，但大數據不是，我們也用小數據做很多有趣的事。
將新聞業和計算一起討論，這幾乎是在要求受訪者反思演算法個人化可能帶來的危險。多數受訪者認為演算法基本上就是數學、公式及計算。
的確如此，很多受訪者都仰賴熟知的專業新聞論述，來解釋新聞業中演算法所扮演的角色。文：泰娜・布策（Taina Bucher） 人類有心，電腦沒有 演算法看起來有顯而易見的限制，若把演算法和人類的能力視為對立面就會特別明顯。
約根・弗蘭（Jørgen Frøland）是北極星媒體的個人化專案經理，並負責開發《iTromsø》的演算法，他認為很多關於演算法的擔憂及恐懼，都來自於多數人仍未真正了解它。這些討論中的主要擔憂是機器人會不會取代人力，以及自動化增加之後，對於工作保障有何影響。
拉森認為，報紙的角色不是根據個人過去的點擊行為提供內容。一方面，迎合個別讀者的特定興趣已經愈來愈重要。他願意使用演算法來自動化報紙的某些部分，但認為使用範圍需要受到限制並謹慎控管。受訪者擔心演算法帶來的負面影響並不稀奇，過去十年來都持續有人提出這些關切，認為演算法會製造出所謂的過濾氣泡和同溫層，讓使用者只接收到和自己的點擊習慣相似的內容（Pariser, 2011）。
我問莫勒，《政治報》有沒有可能使用演算法來個人化首頁，他說：「我們希望《政治報》持續扮演一個可信賴的新聞機構，而最好的做法就是利用我們自己的優先排序，而不是自動化程序。」大家會讀《政治報》是因為他們知道「我們的理念。
人類有感情和直覺，但是電腦沒有。資料集是不是很大並沒有非常重要」，因為最終，「你最重要的工作工具就是你的新聞直覺」（訪談二十，二○一四年三月）。
我們身為報紙有個很珍貴的價值——這是由抱持特定世界觀的人所創造出來的」（訪談五，二○一四年三月）。當我提出這些議題時，很多受訪者反而開始談論演算法的限制。
甚至當教科書作者對新手解釋新聞實踐的特性時，也說新聞社會化的最終產物是種「直覺」（Cotter, 2010: 77）。判斷新聞價值的能力被視作人類獨有的特質，也代表著新聞業的核心：手腕，而這種手腕仰賴新聞直覺和專業知識。我們已經知道有些受訪者認為新聞業過度強調「人類直覺」，但直覺仍然是記者和編輯了解自我專業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（Schultz, 2007）。如果世界上發生了什麼重要的事情，「我們有責任告知大眾，說『這很重要，你必須了解』」（訪談二十，二○一四年三月）。
Omni 基本上仰賴各種演算法媒介，但即使在這種新聞機構中，電腦仍無法從脈絡資訊中進行推論，也不能理解反諷，這表示「演算法不可能取代人類的心靈和大腦，來判斷什麼才是對讀者最好的」（訪談八，二○一四年四月）。將人類判斷力和電腦計算機制並列，不僅透露出一種認為演算法是機械性且較低等的想法，也表明了想維持記者專業環境的渴望
然而在青年時代的自由主義衝動之後，法國的入侵和國內蔓延的反對運動已讓亞歷山大驚慌失措，變成了一個既陰鬱又略帶偏執的保守主義者。他未能兌現的改革承諾則激起了大眾的不滿情緒，而且這種不滿將在整個十九世紀持續加劇。
那個一開始給人帶來改革希望的政權，最後結束於醜惡的嚴厲專制之中。亞歷山大一世遺留下來的俄羅斯既落後又保守。
